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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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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和张志毅先生调查的情况并不是特例,但在民国后期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今天仍然“不够三代人富裕”。

为什么像温项星和冯祥这样的企业家不把他们的企业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外部治理结构,并培养“接班人”?显然,他们的业务管理不是程序化和非个人化的。为什么职业经理人除了他们的亲戚之外,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招聘?

与此相关的是不动产的财产所有权。在云南玉溪,如果产权和实物能够独立存在和交易,那么即使冯祥去世,企业也没有必要关闭,将外国纺织厂的实物财产分割成7股,给每个兄弟一股。相反,产权可以分为7股,企业本身可以继续经营。然而,这意味着至少有六个兄弟只能是不参与经营决策的被动股东。那么,这些被动的股东怎么能对领导者的兄弟们放心呢?如果出了问题,他们会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缺乏法律框架

事实上,类似的问题早在洋务运动就已经讨论过了。1872年招商局成立十一年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股市崩盘发生在1883-1884年,暴露了中国公司制度的所有不服从行为。1884年,《申报》年发表的一篇评论说,“外国人和公司一起可以做好事和坏事,而中国可以做好事和坏事。如果一个公司没有认错人,真正的人将对公司负责”!他补充说,“丈夫公司的建立是基于西方法律,(中国)是基于公司的建立而不是公司的章程,而是基于它的形状,而不是丈夫的肖像”!

由此可见,虽然现代公司制度为洋务运动的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催生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企业,特别是矿业公司、航运公司和银行,但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股票,一被商人接受,就成为短期投机的工具,带来了金融恐慌和股票灾难。一方面,它阻碍了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并使许多人拒绝它。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反思。为什么现代公司拒绝服从?

只有在清末和民国的讨论中,才没有涉及到几个深层的制度原因。

首先,如前所述,股份有限公司是“许多合法合同的组合”。其核心特征是“有限责任”。能否真正保证“有限责任”,保证公司是独立于创始人的法人,不仅是一个书面规定,还取决于适当的公正是否到位和中立。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司律》诞生于1904年,才使得招商局、上海机织有限公司等所谓的现代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没有法律支持的空中楼阁。万宝之战的结果告诉我们,即使在今天,该公司也不是一个可以自然假定为自由流通和受公司章程管理的法人。

第二,股份有限公司制度需要民法、合同法和商法的司法框架。没有这些,关于有限责任、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协议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真正的内容。然而,这些法律结构正是传统中国所没有的。因此,股份有限公司不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中国不支持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框架?在更深层次上,这涉及到儒家的“人类社会”观念和儒家对血缘的信仰,但对血缘网络之外的完整框架的蔑视。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试图建立一个超越血缘关系、支持陌生人之间信贷交易的体系结构。我们前面提到,儒家思想的成功在于,在农业社会生产能力的限制下,人们在跨时期的价值交易和情感交流中确实可以依靠家庭。尽管与生俱来的等级制度阉割了个人f

由于儒家社会不信任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人,也不与他们交流,从长远来看,必然会有两种后果。首先,外部市场很难有发展机会。市场的特征之一是交易是非个人的。这是与陌生人的交易。它只谈论价格和质量的质量,不需要承认家庭关系。因此,如果“国内”的利益交换功能过于强大,外部市场将失去发展的机会,一方将失去另一方。然而,如果市场发展,“家庭”在交换利益方面的作用将会下降,这就是儒家思想试图压制商业的原因。其次,由于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有限,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机会探索和发展解决商业纠纷、实施和保护合同权益的法律框架,而合同法、商法和相关司法框架也没有成长的土壤。中国历代法典特别强调刑法和行政管理,忽视商法和民法,因此将商事和民政事务留给人民,特别是家庭和宗族自己。

然而,超越儒家伦理、否认人情的法治制度正是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所需要的。无论是上述的“有限责任”还是各方面的委托代理合同,都需要法治制度的保障。由于现代法治对中国这样的传统儒家社会来说是新生事物,现代公司与现代法治是孪生兄弟,所以薛福诚描述的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的水土不满意!

这样,即使温项星、冯祥和潘陈晓想卖掉他们的部分股份,在云南玉溪也没人敢要求。即使一些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成年人在死前愿意做店主,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些外人。他们死后,即使有人建议将股份分配给几个儿子,他们大多数人也不敢同意。这样,传统家族企业很难走非人格化的现代企业之路,企业管理也无法超越血缘关系,很难走职业经理人之路。一旦创始人去世,要么企业的财产真的被赤裸裸地分割,要么等待“不超过三代人的财富”。

我们今天谈论的要点是:第一,在19世纪洋务运动期间,为了实现成为强国的梦想,引入了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包括股票交易制度。然而,1883-1884年中国第一家洋务公司招商局船务公司成立十多年后的股市崩盘表明,现代公司对中国的形势并不满意。第二,由于现代公司是法律契约的结合体,而传统儒家社会并没有为中立的“非人”法治体系的发展提供空间,因此现代公司对缺乏中立法治的中国社会不满意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三,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玉溪,该公司要么在创始人去世后关闭并分拆,要么等待遭遇“三代财富”。这是传统家族企业的典型命运。要改变这种命运,唯一的出路是发展法治、职业经理人市场和活跃的股票市场。

(本文是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的正文)回到搜狐查看更多